“医院警察副院长”是一个傲慢的败笔

　　沈阳这个做法，根本没有创新性。早在2007年，福建武夷山市多家医院就做出了聘请公安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的创举，用来防止“医闹”。今年5月，成都市站前公安分局一位在职民警就在一家医院兼职保卫科副科长，矛头依然指向“医闹纠纷”。不难看出，一些地方医院已经将“傍”警察，当作治理医疗纠纷的不二法宝。

　　无可否认，职业医闹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既刺伤了社会公德，也打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但是，一定程度上，职业医闹的畸形出世，也反衬了患者在医疗纠纷上的走投无路。同时，很多医疗纠纷及其闹事行为，并没有“职业”的影子。如此医患关系，根本在于医患双方在责权利等方面的不对等。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医疗纠纷中引入了第三方鉴定等实质性举措，患者的话语权、知情权、监督权依然惨白如纸；卫生系统牢牢把持着医疗纠纷中的责任认定权。现在，由此导致的医疗纠纷升级，转交给警察身份的副院长纾解，从中看不出作为强势一方的医疗卫生机构在改善医患关系上的实质诚意，相反，它通过执法权力与专业权力的合谋，在医患关系恶化情势下进一步固化既得利益的心思，却窥见一斑。

　　不得不说这是近乎愚蠢的合谋与固化。先不说执法权力的公共属性与公正性，也不说公共权力与专业权力的合谋是多么不道义，单就纾解矛盾纠纷来看，这是一个傲慢的败笔。医疗机构在借助执法权力进一步密封患者利益诉求渠道之后，可能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如同日益升级的暴力拆迁，高压之下的患者利益诉求，或许将以更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人的这种破坏性一旦被逼压出来，医院或许太平一时，整个社会可能就要为这种破坏性埋单。

　　由此不难看出，如此方式化解医患纠纷只能是歧路一条。